前沿领域

2019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智能+”，并强调了其对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的赋能作用。随着5G商用的落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的冲击，人与人连接的“互联网+”加速向万物互联的“智能+”迈进，这预示着孕育了十多年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兴智能技术群势必对产业发展产生巨大冲击，全球范围内也必将产生全方位的深度变革。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昔日有效的知识范式已无力应对现实和未来，如果不对高等教育范式进行变革，世界将陷入知识生产跟不上时代变化的窘境。

从工业革命视角来看，随着工业革命浪潮风起云涌，高等教育逐渐从社会经济的边缘走到中心，高等教育与工业革命的结合也越来越紧密。当前，随着智能技术群驱动产教深度融合的加速，高等教育范式也面临着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换的需求。从消费互联向产业互联转型升级过程中，高等教育范式及时正确转换尤为重要且意义重大。鉴于此，文章基于范式理论试图在研究高等教育范式演进的基础上，探索影响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关键影响因素，并构建新的高等教育范式，以期为我国高等教育转型升级提供一定的指导。

范式(Paradigm)一词最早由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提出。他认为，范式是科学研究群体在一定时期内的思维原则、技术和价值观等；新范式的确立需要具备既能解决众所周知的突出问题，又能保留旧范式解决具体问题的能力；新旧范式没有通约性，范式一经转变，世界观随之改变；范式的边界有大小之分，所有科学共同体都有一套信守范式，但不同分支、不同学科、不同问题、不同阶段也各有其信守的范式。范式比模式的包容性更大、抽象性更强。参照库恩提出的范式理论，高等教育范式就是在一定时期内高等教育共同体关于教育的思维原则、教育价值观和方法论等。

高等教育范式随着人类历史发展、技术创新、环境变迁而变革，因认识视角不同而呈现多元化特征。国内大部分学者从学科范式视角研究了我国高等教育不同范式的演进历程，如从工作、学科、实践、批判向整合范式转换，从政治本位、经济本位、社会本位向以人为本范式转换，从专门化、教育大革命、行业特色、多元化向全纳教育范式转换；还有少部分学者从研究领域范式视角研究我国高等教育范式的演进，如从体系、实效、文化向个性范式转换。徐红从学科与领域两种范式融合视角进行研究，认为我国高等教育范式从准范式、普通范式、普通教育范式、准高等教育学科范式与多学科范式向跨学科范式转换，此外在全球大融合背景下，高等教育发展需要多种范式而不是固守一种范式，但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会有一种范式占主导地位。国外学者倾向于从高等教育面临的新问题与时代挑战出发，提出应对变革要求的新范式。如赖格卢斯(CharlesM.Reigeluth)认为，社会的每次转型对教育的需求不同，高等教育范式由此经历了从农业社会的“单室校舍”到工业社会的“工厂模式”再到信息社会的“知识工作”三种范式。谢巴尔(David Schejbal)等人认为，由于人工智能、大规模在线教育和市场压力的影响，高等教育采用低成本的工业模式成为必然，但具体采用哪种工业模式值得深入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大学最早产生于欧洲中世纪，是师生自发形成的一种组织，后被教会控制逐渐发展壮大。手工时代，大学通过“一对一”的学徒制传授知识为宗教培养治理人才，授课内容不同，个性化程度较高，但效率很低，这种传道式的教育与工业革命无关。18世纪60年代，随着手工经验推动技术进步，蒸汽机的发明和应用引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工业1.0）。在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影响下，大机器生产取代手工劳动，但这一时期的工业生产似乎并未对大学产生明显的影响。大学采用班级授课制对学生进行理智训练而非传授实用技术，这种纯理论的学术研究训练了学生的心智，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培养了批量绅士等精英通才。19世纪末，电动机和内燃机的发明与应用引发了第二次工业革命（工业2.0）。分工明确、大规模流水线生产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明确要求，高等教育不得不走出象牙塔，坚守理智训练的大学和迅速崛起的各类工科院校或专门大学围绕产业发展需求培养专门人才。大学通过强调专业设置和课程设置、采用工厂授课制、推进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建设来适应工业化需要和职业需求，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工作能力强的标准化专门人才。20世纪四五十年代，原子能、计算机等信息技术的发明和应用引发了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3.0）。生产自动化水平的提高，定制规模化和服务型制造客观上需要大量具有独立价值意识、较高团队合作创新能力的综合型人才。这一时期大学以学生为中心，通过多学科融合、以创业为导向的项目制教学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以支撑细分市场不断变化的价值需求。不同时代高等教育范式的区别与比较详见表1。

“智能+”时代，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而且要引领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那么厘清前三次工业革命制造范式与高等教育范式之间人才的内在关联性就显得非常必要，因为具有价值创造能力并为企业创造价值的人才特性决定着大学人才培养方式以及组织结构变革。随着工业革命驱动制造范式和高等教育范式不断演进，校企组织结构、组织价值形态和人才结构也经历了相同的演进过程。整体来看，第二次工业革命前的制造范式与高等教育关系不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前的手工时代，手工工场主直接从事企业日常经营管理，而大学只为宗教培养治理人才。第一次工业革命后，大机器生产使股东及其代理人成为企业价值主体，其他人从事一般价值创造，企业的直线型组织结构使人才结构呈两极分化的“花瓶形”，大学通过简单的科层制结构进行理智训练培养社会精英人才。第二次工业革命后，流水线生产迫使企业进行职能分工，企业形成类型多元化、层次具体化、梯队专业化的“钻石形”人才结构，大学通过职能分工与专业化合作的梯形组织结构来培养多元化、大众化人才。第三次工业革命后，面对分散与多变的市场价值需求，企业成为通过大规模定制满足客户需求的流程型组织，知识型员工的团队创新力与客户需求力共同构成价值创造主体，中间(骨干)大两边小(高级、一般人才)的“橄榄型”企业人才结构得以形成，知识型员工成为企业的骨干人才，大学组织需要像齿轮一样运行来培养普及化人才，即中轴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基础设施，叶片分别是不同项目合伙人团队，外围是人才市场。不同时期制造范式与高等教育范式之间人才的内在关联性详见表2。

由于高等教育新旧范式之间没有通约性，试图在现有高等教育范式的基础上通过逐渐变革创造出新范式是不可能的。如专门化高等教育范式是因为企业“钻石形”的人才结构需要大学增加专业设置从而成立了许多工科大学和专门学院，而不是诞生在更为成熟的理智训练的大学中。又如多学科融合的高等教育范式是企业“橄榄形”的人才结构需要大学以项目制为基础增强基础课程建设，而不是在专业课程建设的基础上拓展而来的。因此，面对“智能+”时代的新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现有高等教育范式思维的局限，从高等教育范式演进的关键影响因素出发探寻新范式。

库恩认为，范式是由特定共同体成员的价值、思维、信念、技术所构成的整体，而高等教育理论范式中世界观、价值观、技术体系、话语、环境等形成了看待与分析高等教育问题的方式与框架。因此，文章按照高等教育范式转换影响因素的重要性从高等教育价值观、思维、技术、社会环境、制度以及市场六个方面依次讨论其对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影响。

1.高等教育价值观限定范式。从传道到多学科融合的历次高等教育范式演进来看，起决定作用的是时代背景下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而影响需求的关键正是不同时代的高等教育价值观。高等教育价值观是人们根据时代要求从高等教育教学过程中提炼出来并用来指导高等教育活动的总的观点和态度。高等教育价值观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基因，是高等教育范式成立的决定性影响因素，同时限定了高等教育的内部结构。

2.思维重塑范式。思维是大脑内新输入的信息与已储存的信息进行一系列复杂的心智操作过程。思维方式变革引发技术变革，故而思维方式的变革也成为人类技术发展的重要驱动力。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认为，对“惊奇”的不断摆脱才能使思维世界发展。高等教育范式从传道的联合自洽思维、理智训练的管理思维到专门化的工业化思维再到多学科融合的互联网思维的历次演进，正是缘于人类的这种高级认知活动——思维不断升级并重塑了高等教育范式。

3.技术构造范式。2011年，乔布斯(Steven Paul Jobs)与比尔·盖茨(Bill Gates)会面的经典之问在教育界广为流传：计算机几乎改变了所有行业，为什么唯独对教育行业影响较小？“乔布斯之问”说明技术对高等教育范式演进无疑是重要的，但是只有当人类发明的技术工具可以与优秀教师相媲美时，才能突破高等教育信息化的瓶颈。由此可见，新技术会构造出新的教育运行结构，但不是教育范式转换的决定性因素。人类历史发展到今天，人们发明了无数新技术，但只形成了四种高等教育范式，可见技术革命产业变革会形成若干种不同的教育结构，但不能确定哪种结构是教育通用范式。

4.社会环境塑造范式。如上所述，思维、技术和高等教育价值观随社会环境的变迁而变化，因此高等教育范式也是社会环境塑造的结果。特定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生态等多种复合因素共同作用形成了大家相对认可的高等教育价值观进而决定高等教育范式。总之，具体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决定了技术构造高等教育范式内部结构的唯一性，思维不断重塑高等教育范式内部结构，社会环境则综合影响高等教育范式的形成。

5.制度强化范式。高等教育范式的转换有赖于高等教育务实高效的规范化管理，即高等教育制度。制度有助于强化和巩固高等教育范式，同时也决定了高等教育范式的成败。如伴随着传道范式的是学徒制度，伴随着理智训练范式的是班级制度，伴随着专门化范式的是工厂式制度，伴随着多学科融合范式的是项目式制度。

6.市场检验范式。高等教育范式转换是否正确高效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检验标准即为大学毕业生高质量就业创业与职业发展情况，以及大学高效创造知识和有效服务社会、服务全球的情况等。高等教育如果要适应、引领产业互联网的发展，高等教育范式一定要从大学组织结构的根本上进行自我改革和升级才能经得起市场的检验。

高等教育范式转换还有其他影响因素，如教师、学生等，但比较来看，高等教育范式是高等教育价值观、思维、技术、社会环境、制度和市场六个关键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六个关键影响因素及对其影响见图1。

高等教育范式转换不仅具有时代特征，还要符合时代要求。根据前文对高等教育范式转换关键影响因素的分析，文章对“智能+”时代智能技术群驱动产生的高等教育新范式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前三次工业革命是单一技术推动产生的制造范式，而工业4.0是人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3D打印、区块链、5G等智能技术群融合叠加的“核聚变”效应推动万物智能互联从而形成产用融合的新制造范式，它将使人们的生产、消费和教育等方式发生颠覆性的改变。我国政府从2016年开始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连续五年梯次推出“互联网+”、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智能+”、“新基建”等重要战略，助推5G、物联网、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智能技术群与高等教育融合发展。

智能技术群与高等教育元素的结合使智能高等教育场域正经由微观层面的“在线化、智能化、社会化”向中观产业层面乃至宏观全球层面扩散，这必将重构师生、校企、国家之间的关系，高等教育内部结构即将发生根本性变革。例如移动学习更加泛在化、服务更具人性化、学习空间更具交互化、学习分析更趋智能化、混合学习更加高效化等。智能技术群为高等教育范式转换提供了多种可能。

2018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一，日韩争端和中东摩擦持续升级、英国脱欧扑朔迷离、中美等大国之间的博弈深不可测。其二，互联互通的全球化使各国利益休戚相关，加之新冠肺炎疫情以及反全球化思潮进一步推动国际关系重组，全球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格局都在进行重新调整，世界加速进入动荡变革期。其三，世界以“欧美模式”为中心运作了250多年，工业化的大规模生产、产业的跨国转移先后造就了一批像日本、韩国一样发达的亚洲国家。亚洲在快速崛起，全球产业链即将重构，高等教育也会发生一系列变革。

此外，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在全球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同时财富也快速增长。丰裕的物质财富解放了亿万人群，使之不必再为生计而奔波，而对自我实现产生了强烈诉求。加之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和智能技术的应用，高等教育中的虚拟(VR)、增强(AR)、混合(MR)和扩展(XR)等运用正在加速融合，无边界空间将极大改变教育方式。大量人员开始在虚实融合的世界中生活、工作、学习，这就意味着高等教育只有经过一次全方位范式跃迁，才能持续满足或引领社会需求。

马斯洛(Abraham 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认为，人的需求从低级到高级，即从基本需求到生长需求逐级递升，其中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四种基本需求一旦满足，动机就会减弱，而认知、审美、自我实现三种生长需求动机具有无限递增性，一个动机满足后会有更强烈的需求。依照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智能+”时代最显著的文化特征是对完美的无限追求，但人的心智随环境的变化是复杂多变的，故而多元心智和谐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世界多变、物质丰裕、亚洲崛起、疫情冲击等加速智能技术群的“核聚变”赋能，使高等教育面临更加开放、多元的价值选择，大学将成为万物互联的社会组织，高等教育强调专业人士的终身学习需要更加关注学习者未来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在由供给方驱动的“互联网+教育”向学习者驱动的“智能+教育”转变过程中，学习者心智模式的形成与发展需要多元主体共生、和谐共融来解决，智能服务资源配置需要通过区块链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资源共享。因此，多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必须由新的高等教育范式来满足，同时它也限定了未来高等教育范式的内部结构。

迈克·富兰(Michael Fullan)认为，传统的教育变革仅仅是一个又一个行动，这种具体的改革方案与手段等并不能达到预期目标，究其原因是思维方式没有改变，人们的视野就无法摆脱原有框架和内容的束缚，要研究一种教育改革的新思维方式才能使变革成功。教育变革是从思维方式变革开始的。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认为，遇到问题用“类比性思维”的人远远多于用第一性原理思维的人，而第一性原理是从本质出发寻求解决方案80。因此，思维方式变革应从探寻问题的第一性原理开始，即从时代变革的底层思维逻辑开始。

大学是思维变革的引领者。大学与其他机构不同，它不是站在原地等待技术走近后去改变它，而是作为世界新思维、新知识、新观念的创造者和引领者走在技术的前面，一直以创新思维、革新科技的引领者身份培养人才、服务社会。例如工业2.0时代，大学用工业化思维建校与扩招，大规模培养标准化人才；工业3.0时代，大学用互联网思维跨界整合全社会资源，培养差异化人才；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工业4.0时代，大学应利用人工智能思维动态关注、“感知”和“预见”需求、分布处理、按需服务，实现学习者自驱的智能学习，重塑高等教育范式，培养个性化人才。

新制度往往与高等教育新范式同步形成，并通过后续研究逐步完善。“智能+”时代，环境更加瞬息万变，学习者需求更加多元、个性和碎片化，高等教育如何快速转换范式是大学面临的一大挑战。在此背景下，新制度的探索也迫在眉睫。目前来看，适应高等教育新范式的制度探索已经开始，如现代创客制就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现代创客制缘起于海尔集团，即企业为了转型升级构建以创客为本的创客合伙人激励与约束机制，以人单合一的模式极大地调动了全员创客创业创新的积极性。

“智能+教育”时代，高等教育是学习者自驱动的智能服务时代，学习者就是创客，创客应按照自己的兴趣、志向、潜力和社会需求主动创建自己的专业，寻找现实教师、虚拟教师和志同道合的学友，整合全球资源，历练人机协同能力和目标技能，探索未来领域。大学应根据创客需求通过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模式提供个性化和客制化项目，使学习者不再受年龄、学历、职称、时空等限制以及同龄人学习进度的束缚，真正实现因材施教，达到个性化、定制化、终身化教育之目的。高等教育创客制的局部探索最终无论成功与否，都会为新范式下新制度的形成提供重要参考价值。

随着智能技术群的不断推进，人工智能飞速嵌入人们的生活，其中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最为显著。2017年，创新工场人工智能工程院院长李开复在一次演讲中指出,“10年后人工智能将取代人类50%的工作，教育、交通、农业、卫生保健等领域的工作都将受到巨大冲击”。人工智能将会导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下岗潮”，这绝非是通过延长学制、提升学历层次能够解决的问题。

劳动力市场是驱动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重要力量，也是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风向标。灵活就业、临时性就业和弹性工作时间成为劳动力市场的新常态，如“云劳动”“微工作”等工作模式可以快速解决劳动力市场之需求，这种灵活且碎片化的工作形式、数字化的就业市场和多样化的职业技能需要人类独有的数字创新创业能力来匹配。正如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所言，培养学生敢闯会创、有家国情怀的能力与素质是检验高等教育新范式的标准。

范式转换不仅体现在研究对象和方法论上，而且还体现在二者背后的思维方式上。高等教育不仅要适应而且要引领智能技术群驱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引发的产用融合新制造范式，这就需要构建交互共生的高等教育新范式来实现。构建交互共生的高等教育新范式至少需要厘清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根据前文讨论可知，高等教育范式的演进是新范式淘汰旧范式，而不是旧范式量变到极致形成新范式。研究创新科学的混沌大学创始人李善友认为，范式转换需要找到这个系统的第一性原理，即用公理化方法找到新的逻辑奇点，通过使原奇点下移、边界外延、破界创新三部曲来实现。工业时代的高等教育是建立在现代科学以人为中心主客二分（生化算法）的二元论世界观基础上，其隐含假设是人无知，所以高等教育范式的第一性原理是传播知识，学习者以学习知识为目的，通过竞争而成长。在由智能技术群（如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边缘计算）驱动的“核聚变”VUCA时代〔即易变（Volatile）、不确定（Uncertain）、复杂（Complex）、模糊（Ambiguous）〕，高等教育需建立在以数据为中心的生物人、智能机器及人机结合体（电化算法）的多元世界观基础上，其基础假设是一切认知皆可计算，所以高等教育第一性原理是多主体协同构建一个多元数字在场的数字人交互共生的新世界（两者的区别见图2）。正如胡塞尔（Edmund Husserl）所言，交互共生是诸多主体不断往复沟通、相互重塑，在交互生成中构建起彼此分享的共同世界，此世界不断丰富能动地赋予三维（真实、数字和计算）世界构造性意义。在新的范式中,学习者以知识学习为手段，运用知识去探索新知，促进多元心智和谐成长，从而成为有造诣的人。

第四次工业革命催生的产用融合制造范式使企业由客户价值形态向利益相关者价值形态转变，与之相匹配的企业网络型组织需要人才结构从“橄榄型”向“圆球型”演变，如此才能完成即时组合式价值创造活动。人才层次虽会消失，但人才标准却异常清晰，人才的价值创造能力和自身价值体现越来越高。针对企业人才需求，大学需要围绕多元心智和谐的高等教育价值观培养个性化人才，组织结构需由“齿轮形”向“飞轮形”转变，即以学习者持续成长为支点，打破年龄、时空、学习内容等边界，以数据为中心，让学习者可以自由选择知识模块、教师、学习时间等，形成正向循环的三层学习者成长飞轮（见图3），实现全球化高等教育从无边界教育到无边界学习的愿景。

首先，学习者成长飞轮内层是高等教育智慧服务区块链平台。该平台通过精准实时洞察、深度分析与自动配料为学习者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选择并快速精准获取所需资源提供最大化服务，不断提升学习者体验。其次，学习者成长飞轮中层是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环岛型学习中心和创客空间。未来的高等教育应从孤岛型大学向分布式、专业化、集约化的各类学习中心转变，形成集正规大学、社会教育机构、企业、家庭及社区教育等于一体的，具有不同特色、不同类型的跨区域、跨国际分布式全球生命共同体学习中心。大学为学习者提供基础教育，学习者在国家规定的基础教育之外，根据自身兴趣、需求与能力环岛游学，动态构建“学研训创产”高度融合的交互共生模式，最终形成“边学习边使用、边使用边学习”的双螺旋学习模型。最后，学习者成长飞轮外层是学习者原力觉醒的裂变式创新生态圈。智慧教育的根本是学习者的自驱力问题。根据人的认知规律及其在不同工业时代的价值创造规律，在人的认知从3.0迈向4.0时代时，学习者的学习动力来自工业3.0网络化创新时代的“特质”和工业4.0个性化创造时代的“动机”。与此相对应，高等教育应积极研发与推广深度洞悉人性的全球第三代创新技术和满足人类生长需求的裂变式创新技术，关注学习者、智能机器、人机结合体的成长与交互，打通劳动力市场与学习者之间的联结，使高等教育产出的人才、知识、技术和新思想在提升人类生存能力的同时不断推动社会的进步。

“颠覆性创新”之父克里斯坦森（Clayton M.Christensen）认为，技术无所谓颠覆，市场也无所谓颠覆，只有技术和市场的新组合才具有颠覆性。如果正面挑战已构成高等教育现状的规章制度和价值网络是难以成功的，那么教育变革只有在监管机构无法触及的独立的高等教育新价值网中才有可能蓬勃发展。高等教育交互共生新范式就是在智慧教育区块链平台上，教育者、学习者和使用者交互生成基于计算机的教程工具模块，避开现有价值网直接向彼此推销模块，形成自诊学习、自找学习内容的新兴价值网络。由此，大学、企业、政府、社区、家庭等在新兴价值网里有了各自的新生态位、新功能，新模块化组合课程使现实教师和虚拟教师有了新角色——学习者身旁的陪伴者、专业教练和内容架构师。

目前的个性化教育是个伪命题。它是由批量生产转化而来的大规模定制，只能使高等教育更加多样、更加智能，但不具有通用性。而高等教育交互共生新范式是围绕学习者多元心智和谐发展这条主线，意在打造真正个性化、定制化、终身化的学习场景。在新的范式中，教育者、学习者和使用者通过高等教育区块链平台处于同一个网络系统中，从而实现全过程、全场景、全渠道、全方位的联结与融合。与“连接”相比，“联结”的实质是协同共生。在联结与融合过程中产生的数据、需求、创新建议和评价等，通过市场与教育者协同共振环流到学习者，学习者通过交互共生的双螺旋学习模式和创新生态文化进行自我提升，进而构造不断增值的价值环流，实现多元和谐、交互共生、永续发展（见图4）。

在这个环流中，学习者就像一棵树，大学教育是树干、社会教育是树枝、家庭教育是土壤、自我教育是树根，市场是阳光雨露，云端一体、全球实时互动的云课堂是高等教育价值环流的核心。在大学教育中，实体大学不仅为学习者提供更好的线上线下交流互动环境，而且还为其灵魂塑造、精神交流、意识形态引领和文化传承创新提供绝佳条件。但是随着智能技术群的不断加速发展，生物人、人机结合体、智能机器三者交互共生，后者的数量会快速增长并放大到临界点。奇点的来临使人工智能有可能超过人类智能而危及人类，因此高等教育要培养学习者的超智能能力。

交互共生的高等教育新范式是对现有高等教育范式的颠覆，因此高等教育供给侧教育元素会发生质变。基于此，在国家或全球层面，一是应出台相关制度，对算法工程师等核心人才的培养进行规范。因工业互联网是交互共生区块链平台建设的前提，而工业互联网的算法机制是智能服务的核心，算法是解释和认识人与世界的基本法则和思维方式，算法工程师等相关人才的心智模式在某种意义上决定了人工智能伦理的价值取向，并影响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走向。二是应制定数字蚁群协同规则。梅拉尼·米歇尔(Melanie Mitchell)认为，复杂系统中最重要的是个体之间的协同模式而非个体，个体之间的协同需要通过自组织的涌现来实现，自组织引发涌现源自个体连接度超过一个临界点。高等教育区块链平台上大量个体基于相同的价值观相互作用，无须领导者调控就能涌现出整体新秩序，这种超联结涌现就是数字蚁群协同场景。个体之间基于目标、契约的信任与价值观就是协同规则。三是应重建教育者与市场协同共振机制。大学、企业、政府、社会之间的协同是基于学习者和市场的需求、契约的信任和价值观，因此相关部门可出台缔造无边界组织如何跨越、渗透组织边界的制度，使边界更加柔性化。教育者个体内部的协同可通过去领导化、去科层、去审批、去部门和去岗位以及虚拟的问题解决委员会等制度打破内部边界形成柔性组织。这种多主体协同的教育应植根于人类内心深处的意义感和价值观之上，使人、数据和机器三者高效耦合，并与就业创业市场达成协同联动效应，从而柔性互动、敏捷协同。

当前，在智能技术群驱动的大变局中，高校转型升级迫切需要解决高等教育新范式问题，但人们对当前的高等教育范式存在许多认知误区，如果范式转换方向不明就会对今后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产生巨大影响。文章从高等教育范式的演进历程入手，探析影响高等教育范式转换的关键因素，并以其为分析工具分析了当前形成新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在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引领下，“智能+”时代必然会催生一个全新的高等教育范式——交互共生。当然，此范式的完善还需要后期大量的理论与实践研究。